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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重构与战略博弈: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的深层逻辑与中国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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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4日,在经过三次推迟、欧盟委员会内部多个部门的激烈反对以及持续数周的连夜修改后,备受争议的《工业加速器法案》(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 IAA,以下简称《法案》)终于正式公布。这份被欧盟称为“增强欧洲工业竞争力”的立法提案,因其高度争议性的内容,被香港《南华早报》形容为一颗颠覆性的“政治炸弹”,标志着欧洲产业政策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嬗变——从拥抱全球化的市场自由主义,转向以“经济安全”为名的“市场工具主义”甚至保护主义。


三重壁垒:以“绿色”为名的制度性围堵

《工业加速器法案》宣称其崇高目标是到2035年将制造业占欧盟GDP的比重从2024年的14.3%提升至20%,以应对去工业化趋势并保障经济安全。然而,细究其条款设计,不难发现这是一套针对特定国家、精心构筑的制度性准入壁垒体系。

第一重壁垒:公共采购的“欧盟制造”门槛

《法案》要求在公共采购和政府补贴项目中,对铝业、水泥、钢铁、风力涡轮机、电解槽及电动汽车等战略行业引入强制的本地化含量与低碳双重标准。具体门槛呈现出精密的行业差异化:铝业要求从2029年起,至少25%的铝材必须在欧盟境内生产且采用低碳技术;电动汽车则需在欧盟组装,且非电池部件(按出厂价计算)的至少70%必须产自欧盟。这意味着,即便是在欧洲设厂的非欧盟企业,若供应链未能实现高度本地化,仍将被排除在欧盟每年总额超2万亿欧元的公共采购市场之外。

第二重壁垒:外资审查的“40%产能”红线 

《法案》最为激进的设计体现在外国直接投资章节。针对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光伏及关键原材料开采加工等“新兴战略制造业领域”,投资额超过1亿欧元的项目将触发严格审查。审查的触发门槛具有鲜明的针对性:若投资来源国在相关领域的全球产能占比超过40%,则投资项目必须满足至少六项条件中的四项方可获批。这些条件包括: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49%、必须与欧盟本土实体成立合资企业、向欧洲转移知识产权和技术诀窍、承诺在欧盟进行研发投入、雇佣的欧盟员工比例不低于50%、承诺至少30%的投入品采购自欧盟。

第三重壁垒:“可信伙伴”的排他性清单

《法案》构建了一套双重标准体系:来自与欧盟签有自贸协定或加入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的国家(如英国、加拿大、美国、日本),其产品在满足特定条件时可被视为“等同于欧盟原产”,从而享受优惠待遇。而中国被明确排除在这一名单之外。


战略意图:从“去风险”到“去中国”的范式嬗变

透过《法案》的表象,可以清晰地辨识出欧盟产业政策从“竞争秩序”向“市场工具主义”的深刻嬗变,以及其三重战略考量。

其一,以产业政策对冲中国竞争优势

中国在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太阳能光伏等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已成为欧盟的心头之患。面对无法通过市场竞争超越的中国企业,欧盟选择以规则重塑赛道——通过本地化要求、技术转让条款和合资强制,迫使中国企业在进入欧洲市场时“分享红利”。这种逻辑被称为“市场的再政治化”——公共采购从追求最优性价比的行政工具,重新定位为产业政策和经济安全的战略杠杆。

其二,以“价值观同盟”重构供应链 

《法案》试图打造的排他性产业俱乐部,本质上是试图以意识形态划界重构供应链。英国财政大臣蕾切尔·里夫斯(Rachel Reeves)对此公开表示支持,本田欧洲政府事务主管帕特里克·基廷(Patrick Keating)也表示日本"完全符合欧盟可信合作伙伴的定义”。这种以价值观划界的做法,不仅违背了世贸组织的非歧视原则,更将全球经济拖入阵营对抗的泥潭。

其三,以“经济安全”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从外国补贴条例到反补贴调查,再到如今的IAA,可以看出欧盟方面正在编织一张密不透风的监管之网。这标志着欧盟经济治理范式的根本性转向:长期以来支配欧洲一体化的“竞争秩序范式”——以市场自由、严格的国家援助控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为核心特征——正在让位于一种由政治权威事先确定价值观念(经济安全、战略自主),并要求市场机制服务于这些政治目标实现的“市场工具主义”。


内在矛盾:自毁长城的选择与欧洲的理性声音

然而,该《法案》在欧盟内部引发的深刻分裂与质疑,揭示出其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

第一重矛盾:保护主义与产业现实的背离 

欧洲汽车行业的态度最为谨慎。杰富瑞银行指出,欧盟车企在零部件尤其是电池领域对中国依赖度仍然较高,过于严苛的本地化规则可能推高生产成本、削弱行业竞争力,甚至影响欧盟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实现。梅赛德斯-奔驰管理层警告,过度强调本地化可能导致供应链割裂、加剧通胀压力,反而压缩欧洲企业的全球市场空间。

第二重矛盾:成员国利益诉求的严重分化 

法国方面明确支持在公共采购与补贴中强化“欧洲优先”,将其视为重塑工业基础的关键举措;而瑞典、捷克、爱尔兰及北欧国家等自由贸易倾向强烈的成员国则担心严苛规则会吓退投资、推高成本,甚至破坏欧盟单一市场原则。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Ulf Kristersson)表示,他对“购买欧洲货”持“非常怀疑”态度,“我们需要能够凭借质量和创新进行竞争,而不是试图保护欧洲市场”。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态度谨慎,强调“欧洲优先”规则应作为“最后手段”,并牵头10国组成“产业之友”联盟,主张放宽监管、推动更开放的贸易。德国经济部长卡特琳娜·赖歇(Katherina Reiche)严厉批评称,IAA将造就一片“无人能理解的监管荒漠”。

第三重矛盾:规则设计与执行效力的脱节 

墨卡托中国研究所高级副研究员谢艳梅直言,无论出台何种新的外商直接投资规则,效果都将十分有限——欧盟内部谁的标准最宽松,“谁就成为事实上的守门人”。由于该《法案》在最后阶段仍经历大量修改,包括将科技等整个行业剔除出适用范围,批评人士认为《法案》远未成熟,在提交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审议时,恐面临被大幅修改的风险。欧洲政策中心高级政策分析师斯特凡·西普卡(Stefan Sipka)指出:“围绕该提案的反复推迟及其内容,表明缺乏共同愿景和战略决心”。


中方立场:坚决反对保护主义,坚持互利共赢

针对该《法案》,欧盟中国商会已于3月4日发表立场声明,表达“关切和反对”。声明指出:“我们遗憾地看到,《法案》通过引入广泛的‘欧盟制造’本地化要求、强制性的技术转让条款以及针对外资的严格审查,正在重塑欧盟市场的准入规则。尽管我们理解欧盟强化供应链韧性的意图,但当前《法案》设计可能转向更具排他性的保护主义体系,向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全球投资者释放了不确定的信号”。

关于这一点,中方的态度很明确:

第一,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和歧视性政策 

中国在清洁能源、电动汽车和电池产业链等领域的优势,是长期市场竞争和充分创新的结果,而非不公平竞争的产物。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统计,2024年中国光伏组件全球市场份额超过75%,动力电池装车量占全球60%以上——这些成绩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非政策补贴的产物。将中国产业的领先简单归因于“不公平竞争”,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欧洲提升自身竞争力。

第二,坚持中欧经贸关系的互利共赢本质 

中欧互为重要经贸伙伴。2024年,中欧贸易额(含服务贸易)超过8000亿欧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2500亿欧元。中国企业的对欧投资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宁德时代德国工厂雇佣当地员工近2000人,远景动力法国电池基地规划产能覆盖数十万辆车配套。事实证明,中国企业的到来为欧洲绿色转型注入了活力,而非威胁。试图将中国企业排除在市场之外,最终损害的将是欧洲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和消费者利益。

第三,坚持用对话协商解决贸易分歧 

尽管欧盟出台了一系列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始终保持理性克制。2025年以来,多位欧洲领导人访华,充分证明中欧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欧盟应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分歧,摒弃保护主义做法。


应对之道:以开放对冲封闭,以合作破解围堵

面对欧盟日益抬头的保护主义浪潮,中国企业既需保持战略定力,也要主动作为、积极应对。

在战术层面,加快本地化布局,以合规换取准入

阳光电源、宁德时代等头部企业已在加速欧洲本地化制造,通过提高欧盟成分比例、加强欧洲原材料采购,以满足《法案》的“可持续标准”。合资模式固然牺牲了部分股权控制,但换来了政策安全与市场份额。正如美国市场的经验所示,以“合规身份”获得准入资格,是在规则围堵下的现实选择。

在战略层面,锁住核心技术,筑牢“技术防火墙” 

2025年7月,中国政府已将电池正极材料制备技术纳入《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同时加强专利封闭与跨境授权机制。核心算法和工艺不外泄,是中国企业保持长期竞争力的底线。无论欧盟如何设置技术转让条款,我们都必须守住创新的主动权。

在市场层面,开拓多元市场,分散单一地区风险 

据统计,2025年中东和拉美市场成为中国储能出海增长最快的地区,年增长率均接近或超过100%。市场的多元化布局,既是对冲单一地区政策风险的有效手段,也是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的必由之路。

在规则层面,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动“标准出海” 

欧盟通过IAA建立低碳产品认证制度和可持续标准,本质上是争夺规则制定权。中国企业应从被动适应规则转向主动参与规则制定,推动中国技术标准与国际接轨,逐步实现从“制造出海”到“标准出海”的跃迁。


超越零和:中欧关系的命运共同体逻辑

《工业加速器法案》的出台,折射出欧盟在绿色转型与产业安全之间的艰难平衡,也暴露了其面对外部竞争时的战略焦虑。然而,历史反复证明,保护主义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反而会制造新的问题。正如欧洲议会议员马库斯·费伯(Markus Ferber)所言:“欧洲的力量在于技术卓越和市场开放——而非孤立”。

对中国而言,这既是一次严峻挑战,也是一场倒逼转型的机遇。中欧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在气候变化、供应链稳定等全球性挑战面前,没有任何一方能够独善其身。我们希望欧盟能够倾听理性声音,回到对话合作的正确轨道上来——毕竟,唯有携手同行,方能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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